股票配资收益陇山北望：宁夏固原青铜器里的文明交汇｜观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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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宇航黄土高原的西北边缘，六盘山脉横亘如脊，一条古道沿清水河向北延伸，串联起中原的农耕城邑与北方草原的游牧营地。这里是宁夏固原——战国秦汉史籍中的“高平”“萧关”，历代王朝经略西北的咽喉。

商周时期，周人将此地称为“大原”，《诗经》中“薄伐猃狁，至于大原”的征伐，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的霸业，皆以此地为舞台。当青铜时代的烽烟散去，深埋地下的车马器、短剑与牌饰，成为重构这段历史的关键要素。

安徽宿州市博物馆举办的“北方青铜文化特展”，汇集固原地区春秋战国墓葬出土的400余件青铜器，涵盖兵器、车马器、动物饰品等多累器皿。作为连接中原与西域、草原的枢纽，固原的青铜器群呈现出多元文化杂糅的特质：既有中原兵器的形制借鉴，又有欧亚草原的艺术共鸣，更包含本土族群的技术改良。这些展品没有中原青铜礼器的繁缛纹饰，却以实用至上的设计，诠释着草原民族的生存法则。它们或是控马征战的工具，或是信仰崇拜的载体，或是身份等级的标识，共同勾勒出一条“青铜之路”——这里不仅是金属技术的传播通道，更是不同文明对话的无声见证。

墓葬遗址：黄土下的游牧社会实录

20世纪80年代，宁夏考古工作者在固原杨郎、彭堡于家庄等地相继发现大规模春秋战国墓葬群，这些深埋黄土的竖穴洞室墓与密集的殉牲遗存，为解读游牧社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物证据。当独特的青铜器物群从墓坑中重现天日，一个倚重畜牧、崇尚武力的族群形象便逐渐清晰起来。

·杨郎墓地：蹄骨堆叠的仪式现场

1989年，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固原杨郎乡的49座墓葬进行系统发掘，揭开了战国时期西戎族群的社会图景。这批墓葬分为竖穴土坑墓与竖穴洞室墓两类，墓主均呈仰身直肢，头朝东方，足部高于头部——这种“头低足高”的独特葬式，与中原垂直墓坑形成鲜明差异，或许暗合戎人“生时逐日而居，死后头迎朝阳”的信仰。考古学家在墓道填土中发现大量马、牛、羊头骨与蹄骨，其中一座墓葬殉牲数量达30具以上，牲畜头颅多堆叠于墓主上半身周围，蹄骨散落四周，暗示着某种仪式性的肢解行为。

杨郎战国墓遗址

杨郎墓地的随葬品组合，直观反映了游牧经济的特性。出土的743件青铜器中，兵器与车马器占比超过70%：青铜短剑多置于墓主腰部，矛、戈横陈身侧，箭镞成捆存放；马衔、当卢、銮铃等车马器则集中于墓道填土层，部分铜泡饰附着于腐朽的皮革残片上，证明当时战车与马匹需拆卸陪葬。值得注意的是，墓葬中几乎不见农业生产工具，而骨器数量达151件，包括骨马镳（biāo，马嚼子，马口中所衔铁具露出在外的两头部分）、管状饰、锥形器等，显示出游牧民族就地取材的生存智慧。

骨马镳

车马器示意图

鹤嘴斧

与中原中系统化的玉器葬仪不同，固原墓葬体现出鲜明的实用主义倾向。杨郎墓地出土的青铜器极少装饰繁缛纹样，鹤嘴斧的出土尤为引人注目。这件青铜工具一端为扁斧刃，另一端呈鹤喙状尖锥，既可劈砍木材，又能凿冰取水，甚至能作为近战武器使用。斧身残留着多次打磨的痕迹，刃口因长期使用形成波浪形豁口。骨器则多为马具组件或工具，如刻有使用凹痕的骨马镳、磨损严重的骨锥等。

铜带钩

在其中一座高等级墓葬里，墓主腰部佩戴的铜带钩呈雁尾造型，扣舌斜伸，环面饰三周方形纹，这种带钩不仅用于固定革带，更是游牧首领军事权威的象征。

·于家庄墓地：洞室墓中的阶层叙事

彭堡乡于家庄墓地的28座墓葬，在沟壑切割的台地上构建起游牧社会的微缩模型。凸字形洞室墓将空间功能严格区分：狭窄的墓室仅容单人仰卧，宽阔的墓道却密集码放53具羊头骨，牲畜吻部统一朝向墓主，蹄骨整齐排列成放射状。在规格更高的双洞室墓中，殉牲数量达到普通墓葬的三倍，牛头骨被置于墓道最上层，马头骨次之，羊头骨垫底，形成清晰的等级序列。

于家庄墓地结构示意图

这种差异在装饰品上更为直观：首领墓出土的联珠状铜牌饰由两排鎏金圆珠连缀，珠面阴刻卷云纹。一件鸟纹铜牌饰以四鸟反向连接为造型，整体呈流畅曲线，鸟首喙部尖锐如钩，鸟眼以阴刻圆点表现，虽无繁复纹样，却透出凌厉的生机。牌饰背面设一竖纽，便于缝缀于皮革衣物或马具上，行走时随身体晃动，既是装饰，亦是阶层地位的无声宣示。平民墓则仅有粗磨骨珠串，出土时散落在人骨周围。

金饰件、金耳环

四鸟纹青铜饰牌

而骨器的规模化使用堪称于家庄墓地的技术标签。骨马镳利用牛角天然弧度制成，在不同侧面钻有三组穿孔，可同时操控多根缰绳；15.5厘米长的骨匕以兽肋骨削磨而成，上端开槽便于握持，刃部残留着分割肉类的油脂痕迹。最特别的是一件三瓣形骨器，三个半圆形骨片上阴刻卷云纹，背面设桥形钮——这类器物具体功能成谜，可能是马具组件，亦或某种仪式法器。

三瓣形骨器

骨针

固原墓葬以迥异于中原的葬俗，刻画出战国时期西戎族群的社会图景。这些墓葬褪去了对草原文明的浪漫想象，显露出粗粝而真实的肌理。当墓主带着崩刃的武器和磨损的马具长眠地下时，他们留下的是戎马一生的硕果，每一处细节都是生存斗争的烙印。在固原的黄土之下，游牧文明以最原始的方式，书写着青铜时代的草原史诗。

北方青铜器：游牧文明的物质见证

黄土下的墓葬揭开游牧社会的轮廓，展厅中的青铜器群则为其填充血肉。兵器上的兽首、马具中的铜刺、牌饰上的撕咬场景……这些器物没有中原礼器的繁复纹饰，却以最直白的语言，诉说着草原民族对力量、速度与生存的永恒追逐。

·实用至上的兵器设计

春秋战国时期的固原，是游牧部族与中原诸侯交锋的前沿。因此其铸造兵器的核心逻辑是效率优先。杨郎墓地出土的青铜剑柄虽无完整剑身存留，但其设计仍可窥见草原特色。柄端以乳钉纹装饰，扁茎中部设凹槽，剑格处残留铁锈痕迹，推测原为铜柄铁剑，铁质剑身已锈蚀殆尽。此类复合材质兵器，证实游牧族群在战国晚期已尝试冶铁技术，但青铜仍是主要材料。

青铜剑柄

兵器本土化在铜戈上尤为显著，整体虽仿自中原形制，却显露出鲜明的本土改良：戈援上翘，中胡三穿，内部素面无纹，阑部省略饕餮纹饰，仅以凸棱强化结构。彭堡于家庄墓地出土的铜戈中，超过六成援部存在劈砍崩缺痕迹，刃口磨损严重，印证其高强度的实战使用。这种“去纹饰化”倾向，与游牧民族资源有限、注重武器损耗率的生存策略直接相关。

铜戈

弩机的发现，则颠覆了传统认知中“弩为中原独有”的观点。这件战国弩机的悬刀（扳机）与望山（瞄准器）以青铜铸造，郭身（机身）为木质。其设计虽较中原弩机简陋，但钩牙（扣弦装置）与悬刀的联动结构完整，射程可达80米以上。

弩机

·车马器：马背政权的技术实证

对马匹的绝对掌控力是游牧民族的生存根基，这在特展的车马器群中得到极致体现。彭堡于家庄出土的双环直棍式马衔长21厘米，由两节直棍式青铜链咬合，链节间铸有密集铜刺。实验复原显示，这种设计可通过缰绳拉扯精确刺激马舌神经，较中原流行的单环马衔更具操控性。与之配套的马镳卡入马齿间隙传递指令，镝身开孔可系挂缨络，又能通过缰绳角度微调传递转向指令，兼具功能与装饰。

马衔

马镳

銮铃的叮当声则是草原的移动坐标，三角形镂孔在扁圆铃壳上对称分布，内藏石丸随车马颠簸滚动，铃壳凸起的脊棱则暗含铸造者对声波扩散的精妙计算，铃音穿透风沙，声如碎玉，为车队指明方向。

銮铃

而在马头侧面的缰绳交汇处，铜节约便是微型枢纽，这类拇指大小的部件多呈圆形或十字形，中心凸起四爪方钮或辐射星芒，表面錾刻联珠纹。它们的核心功能并非装饰，而是通过凹槽与孔洞引导多条皮绳走向，以此杜绝缠结可能。当銮铃震颤、通过铜节约的绳索随之收紧，秩序便在马背上悄然建立。

铜节约

·动物饰品：草原信仰的视觉叙事

游牧民族与动物共生千年，狩猎、畜牧的生存经验化作纹饰，悄然凝固于青铜之上。春秋战国时期，固原作为游牧与农耕的交界地带，成为动物纹青铜艺术的熔炉：动物形象被匠人复刻于方寸之中，成为北方青铜器最鲜明的文化符号。特展展出的虎、鹿、牛等动物饰品，以简洁的线条与生动的造型，揭示了游牧部族的生存图景与文化交融。

虎纹饰品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题材，展厅中的青铜立虎摆件虽不及手掌大小，却以极简线条勾勒出猛虎的动势。工匠舍弃繁复的肌肉刻画，虎身低伏，前肢微屈，后肢蹬地，似蓄力待跃；虎首昂起，巨口大张，獠牙外露，仿佛下一秒便要发出震慑山林的嘶吼。

青铜立虎

鎏金虎纹牌饰则凸显工艺之精，猛虎低首行进，背脊线条流畅，鎏金表面至今光泽犹存。此类牌饰多用于腰带组件，既具实用功能，又象征佩戴者的勇武身份。虎纹的盛行，与游牧民族对猛兽力量的崇拜直接相关，也暗示了部族间频繁的军事冲突。

鎏金虎纹牌饰

鹿纹牌饰则以动态构图见长。杨郎乡马庄村出土的鹿纹青铜牌饰中，短吻前伸的蹲踞之鹿尤为典型：锯齿状鹿角向后延伸，与背部轮廓相连，形成抽象而流畅的几何线条。鹿蹄内屈的姿态仿佛定格了觅食的瞬间，短尾上翘的细节则赋予静态造型以跃动感。在游牧民族眼中，鹿既是狩猎的对象，也被视为连接天地的灵物——其轻盈体态被简化为弯曲的金属轮廓，却仍能窥见草原生命的蓬勃张力。

铜鹿牌

相较于虎与鹿的激烈动态，牛纹牌饰显得厚重沉稳，折射出游牧经济的另一面。固原原州出土的牛纹青铜牌饰中，公牛低首而立，弯角冲天如新月，身躯壮硕如墩，尾部自然下垂。边框装饰菱穗纹，表示牛与农作物的关联。此类纹饰在固原出土较少，但其厚重造型反映了部族对畜牧稳定的重视。牛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既是肉食来源，也是驮运工具，其形象融入青铜艺术，恰是游牧生活“居无定所”与“定居需求”矛盾的缩影。

牛纹铜牌饰

固原青铜器群以兵器、车马器、动物纹饰品为三大支柱，构建起游牧文明的物质框架。当青铜短剑的寒光与青铜立虎的嘶吼在展厅中交织，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截然不同的青铜世界——在这里，金属不仅是权力的象征，更是与草原、马群、刀锋共同谱写的生存史诗。

青铜纹饰：跨地域的技术与艺术对话

固原的青铜器不仅是游牧生活的物质见证，更是一条连接中原与欧亚草原的“青铜之路”。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技术流动与艺术交融的枢纽——中原的礼制、草原的野性、西域的艺术在此碰撞，最终催生出兼具实用与象征的独特器物群。

北方系青铜文化分布图

·中原与欧亚草原的文化交响

固原青铜器与欧亚草原文化的联系，在动物纹饰上尤为显著。虎噬鹿青铜牌饰中猛虎噬鹿的动态场景，与鄂尔多斯匈奴墓出土的虎噬羊牌饰、黑海北岸斯基泰艺术的豹噬鹿金饰共享同一母题。差异在于，固原牌饰的虎尾末端常附加勾喙猛禽头，而斯基泰艺术中则多表现蜷曲的植物纹——这种细节差异，或许是草原不同族群对同一种自然法则的差异化诠释。

虎噬鹿铜牌饰

而中原文化的影响集中体现于兵器形制的借鉴与本土化改造。秦式铜矛便是典型例证，矛身修长如柳叶，中脊隆起，两侧开凿血槽，形制与宝鸡益门村春秋秦墓出土铜矛一致，揭示了关中文化对草原的技术输出。但固原铜矛的骹部（矛柄接口）延长至矛身三分之一，并增设钉孔加固木柲，显然是为适应骑兵冲击战术的改良。这类器物证实，战国时期秦人与西戎的关系除军事对抗外，也伴随着技术渗透。

铜矛

中原铸造技术的输入，在剑格处尤为明显。部分短剑的剑格呈长方形或梯形，与中原早期短剑剑格一脉相承。固原工匠摒弃了中原青铜器常见的纹路装饰，转而采用更易批量铸造的素面设计。这并非工艺倒退，展柜中多件短剑的刃口布满崩缺与磨损痕迹，印证其频繁投入近身搏杀，“去纹饰化”是资源有限环境下对实用效率的极致追求。

青铜短剑

·本土创新：陇山脚下的技术应答

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固原青铜器发展出独特的本土风格。兽首臂钏的铸造工艺便是例证：整体采用模范铸造法，将青铜液注入分范模具，冷却后形成规整的环形主体与立体羊首。双羊首在两端相对，犄角如弯刃相抵，目光如炬对视。浮雕工艺突显面部轮廓，线刻细化鬃毛纹理，使静态金属呈现出动态的生命力。钏身素面无纹，仅以平滑弧面连接，形成威仪与克制的微妙平衡，这类臂钏并非日常饰物，而是部族首领或勇士的象征，以祈求图腾的庇佑。

兽首臂钏

本土化改造亦体现在材质选择上。当卢（马额饰件）在鄂尔多斯匈奴墓中多为金银材质，而固原展出的水滴形当卢统一采用青铜铸造，边缘饰三角形点线纹，背面设双钮固定皮带。这种“降级”材质的选择，既反映了资源分配的社会差异，也凸显出实用至上的草原生存法则。

水滴形当卢（左1，2），Y字形当卢（右1，2）

此外，展出的铜柄铁剑剑柄延续兽首传统，剑身改用块炼铁锻造，含碳量不均的原始工艺，揭示了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中，固原工匠对新兴技术的尝试与保守传统的并存。此类铜铁复合兵器，证实固原地区正处于青铜时代向铁器时代的过渡期。游牧民族一方面保守地沿用青铜装饰传统，另一方面积极吸纳新兴铁器技术，这种矛盾性正是文明交汇地带的典型特征。

结语：青铜器，无声的文明史

固原青铜器群的考古发现，如同一部镌刻在金属与黄土中的史诗，将陇山脚下三千年前的文明图景徐徐展开。战车的轰鸣与马群的嘶鸣早已消散于历史长河，这些深埋地下的兵器、马具与牌饰，却以最质朴的方式重构了游牧与农耕文明的对话现场。作为连接中原城邑与北方草原的咽喉之地，固原不仅见证了青铜时代的技术传播与军事碰撞，更在器物形制与纹饰演变中，揭示了跨地域文明交融的轨迹。

历史的进程从不局限于单一文明的线性叙事，而是在碰撞、融合与再创造中前行。千年后的今天，这些青铜器穿越时空陈列于展厅，以跨越地域与族群的器物语言，诉说着一个充满文明对话与交融的北方青铜世界。

观展攻略

宁夏固原春秋战国时期北方青铜文化特展在安徽宿州市博物馆一楼北临时展厅开放。展览依托宁夏固原出土的大量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文化遗物，包括兵器、车马具和动物纹牌饰等，在彰显古代游牧民族生活的同时，也展示了青铜文化在欧亚地区传播交流的脉络一角，正是这些构成了独特的固原历史文化。

开放时间：2025年5月18日～7月16日，9:00-17:00（16:00后停止入馆），每周一闭馆。

预约方式：关注“宿州市博物馆”微信公众号—“服务”—“立即预约”。

参考文献：

许成，李进增，卫忠等：《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

钟侃，陈晓桦，延世忠：《宁夏固原于家庄墓地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1年。

马强：《宁夏出土北方系青铜器综合研究》，陕西师范大学，2009年。

纪雅雯，宋平：《动物如何进入了艺术：固原出土青铜器散论》，文物天地，2018年。

李艳：《北方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以两汉前的青铜器为例》，文化学刊股票配资收益，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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